这种试错性质的地方性先行试验有助于缓解法治建设中整体性失误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突出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法治的普遍性。

因此，中国传统司法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应一笔抹杀。特别使得中国传统司法在文化价值上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所提倡的宗法伦理的烙印。

而针对人权的制度化、系统化的保障则是西方国家在经历市民革命以后，通过颁布人权法案、建立相应的人权保障机制才得以建立并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予以完善的。司法作为皇权控制下的官僚体制的一个职能分支，其必然也要接受皇权的控制。[15]③缺少制约专制权力的思想基础。这种和谐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人们以儒家的社会伦理准则礼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伦理秩序中各安其位，这样就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传统社会里，版图变更、王朝兴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变迁，很难一言以蔽之地予以概括。

到了宋朝以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通过引述儒家经典来判决案件更是得到了儒家官僚的青睐以及普通民众在社会层面的认可。[7]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实践来看，古代统治者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最终采用了一种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一种统治模式。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恐于学术功底的浅薄，也因为笔者并没有对新加坡的法治状况进行过实地考察[51]，所以，非常担心自己的这种概括是否能够相对准确地揭示出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内核。

[45] 转引自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69—170页。[46]在订立《涂鸦法》时，新加坡检察署的法律专家认为对于涂鸦犯施以鞭刑，有违刑法学的优良传统而拒绝草拟，但李光耀依然坚持施以鞭刑的立场。李光耀这种‘说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态度，透过行政体系来发挥，形成真正的新加坡精神。虽然新加坡的司法体制有其弱点，比如无法律违宪审查权[36]、对行政裁量不行使审查权[37]、司法作为行政权报复的工具[38]，但是，新加坡的法院审判制度还是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提供迅速正义，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设置类型的多样化[39]和庭审时间较短[40]两个方面。

严密的法网不仅针对庶民，而且还规范精英。而把握不住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内在规定性，就会使学术研究和政治借鉴失去最为基本的方向。

[25] 王江雨：《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载《南风窗》2013年第7期，总第485期，第98—99页。[34] 在宪法框架下，支撑起法治国家的力量或支柱不仅有公务员系统，还有更为丰富、庞杂和重要的社会系统。[①]事实上，新加坡不仅是法治之国，还是民主之国和吏治清廉之国，更是经济发达和百姓安居乐业之国。由此，权责平衡原则本身也就不再是某种抽象理念的表达，而只能是对具体权力和责任关系的可操作、可计量的规范概括，从而权责平衡原则才能够真正成为新加坡法律制度订立和运行的轴心。

五、放风筝、玩游戏或为其他行为，致妨碍或干涉交通或电话线路之使用者。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不似东方社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受到中国官僚文化熏染的中国政治人物，经常喜欢唱高调说空话，堆砌文藻，所以通篇文章摸不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向。为了这个惨案，李光耀曾公开说明他为何不替老朋友伸出援手的理由：他个人私下可以为朋友做出任何事情，但必须不损于共同奋斗的目标，但再好的私交，也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

三、无装卸货物之绝对必要，而长时间将物体放置于公用道路或他处，致生骑楼之妨碍或不便者。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

当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1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8页。

六、于少于二又二分之一公尺之公用道路上方，装设超过或沿着公用道理之窗帘、遮盖物、遮光物、遮阳篷或其他突出物者。延揽人才就是给每个人都提供上升的渠道和发展的机会。杨建学：《新加坡法治模式初探》，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6期。  二、法律信念：新加坡法治精神形成的观念要素或第一动因 法律信念是新加坡法治建设得以展开的动力源泉。[4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30页。在这种关系性存在中，实际上也内含了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等多种关系中关于国家存在的目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法律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共识。

比如：新加坡公务员法律制度明白规定了限制部属对长官的送礼，仅在长官退休之时，且礼物金额不能超过两千元台币（约合四百一十一元人民币——引者注）的情况下才可。[3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19页。

在宪政原则下无条件的权力（无论是王权还是‘多数人权力）没有合法性。[31] 在微观上，使陈新民教授感兴趣的规定也同样令笔者兴趣不减。

秘诀之五是延揽人才，使反对党长期处在无人可用的境地。[43] 司法主要与民发生关联。

更详尽的论证和解释，可参见李永忠、董瑛：《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法律信念的产生与恒久坚持，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和多样化的原因。这种提炼或概括的目的就是要结构化地阐析新加坡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涵，从而明了新加坡法治建设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行动党在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力兴建政府组屋，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公民。

[21]而在权责平衡原则中，关于‘权是大还是小，相应地，‘责是大还是小之类的问题，秦晖教授解释说：宪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宪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④] 韩福光等著：《李光耀治国之钥》，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8页。

[③]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三、权责平衡：新加坡法治精神展开的核心原则或制度轴心 权责平衡是新加坡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建设的轴心。

[26] 事实上，这五个秘诀的核心全在于给予：交付业绩，就是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一原则不仅是法律信念的载体，也是法律制度建立的轴心。

这种制度设计其实也体现了权责平衡原则。一是设定法律公布后正式生效前3个月为过渡期，在此期间政府调动大量执法人员在禁烟区内进行稽查，对吸烟客予以警告但并不进行正式的处罚。[39]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96—102页。没有这些琐碎的细节，所谓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就是空洞的。

所以，新加坡法律技术就不是孤立的、冷冰冰的形式化存在，而是与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原则紧密连结的关系性存在。因此新加坡宪法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型宪法，或者可称之为功利型宪法（Utilitarian Constitution）。

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长期获得政府奖学金，受过本地或国际名校教育，有过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可新加坡法治精神究竟是什么？从笔者的上述解释中，可以明显地发现：确有所谓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存在，但这种精神不是坐而论道式的空言和虚蹈，而是依照某种具有正当性的治国理念而坚定地践行和实干。

[⑥]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8页。按理说，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张贴广告、标语或喷漆，既不会妨害公共卫生、秩序，也不是暴力犯罪，一般国家多半处以罚金了事，但李光耀的《涂鸦法》却对这种行为施以3至8鞭的鞭刑，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罕见。